从九种皇朝经世文编看晚清自然科学认知的变迁
内容摘要：从《家书》看陈宏谋的经世思想.摘要:陈宏谋是广西桂林的文化名人，又是清代桂林籍官员中官位最高、民间影响最大的一位，素有大儒之誉。陈宏谋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康乾盛世之际，其一生政绩伟烈，著作等身，是经世致用的理学名家。陈宏谋的经世思想不仅体现在其著作和仕宦生涯中，其存世家书（《陈宏谋家书》）同样诠释了他的经世思想，诸如重惜民生，重视读书，勤政务实，清廉自守等，于今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从《家书》看陈宏谋的经世思想.摘要:陈宏谋是广西桂林的文化名人，又是清代桂林籍官员中官位最高、民间影响最大的一位，素有大儒之誉。陈宏谋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康乾盛世之际，其一生政绩伟烈，著作等身，是经世致用的理学名家。陈宏谋的经世思想不仅体现在其著作和仕宦生涯中，其存世家书（《陈宏谋家书》）同样诠释了他的经世思想，诸如重惜民生，重视读书，勤政务实，清廉自守等，于今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内容摘要：本文以九种《皇朝经世文编》为史料依据，考察近代科学知识从西方输入时，晚清社会大众如何进行文化和知识架构的调整，以试图认识近代科学的本质，形成自己对近代科学的认知体系的过程。本文以九种《皇朝经世文编》为史料依据，考察近代科学知识从西方输入时，晚清社会大众如何进行文化和知识架构的调整，以试图认识近代科学的本质，形成自己对近代科学的认知体系的过程。
思想·文化
科学/格致/西学/学科
近代科学在中国是通过移植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因而必然会产生中国固有文化与近代科学在观念上的衔接问题，即如何调整原有的知识体系。关于这一问题，以往的有关研究多以当时的著名人士尤其是所谓的“先进”人士的观念作为研究对象来考察，然而这样的研究在反映社会大众对近代科学认知的实际状况上不无缺陷。因此，本文试用体现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皇朝经世文编》作为考察的资料依据。《经世文编》的编纂在晚清蔚然成风，前后多达数十种，所辑文章既有出自硕儒高官的，更大量出自普通知识分子，因而成为反映社会一般认知状况的史料。本文就此选择了其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九种：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1826年，简称《贺编》）；饶玉成辑《皇朝经世文编续集》（1882年，简称《饶编》）；葛士浚辑《皇朝经世文续编》（1888年，简称《葛编》）；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1897年，简称《盛编》）；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1898年，简称《陈编》）；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1898年，简称《麦编》）；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1901年，简称《邵编》）；何良栋辑《皇朝经世文四编》（1902年，简称《何编》）；求是斋主人辑《皇朝经世文编五集》（1902年，简称《求是斋编》）及甘韩辑《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1902年，简称《甘编》）。由于“格致”或者“格物”是晚清用于表达科学内涵时最为常用的概念，因此本文考察先从“格致”的涵义入手。
一、“格致”的伦理取向与自然研究取向
“格致”即“格物致知”的简称，出自儒家经典《大学》：“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至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可见儒家“格致”所关注的是社会伦理问题，作为实现“诚正、修齐、治平”的基本手段。
早期《经世文编》中“格致”一词的使用，多反映了这种伦理取向。例如，陆世仪认为，“格致工夫，义礼居其大半”（注：陆世仪：《思辨录论学》，《贺编》，卷3，学术3，法语。），可见义礼是儒家格致的主要内容。俞长城更强调格致是实现治国平天下所不可或缺的，“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此自然之理而必至之势也。今而曰：物不必格也，知不必致也，意不必诚，心不必正，而身不必修也，我治天下而已耳。是犹不逾跬步，而欲至千里，吾见其不能及也。”（注：俞长城：《王霸辨》，《贺编》，卷7，治体1，原治上。）凌廷堪这样解释格致：“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是也。格物格此也。礼器一篇，皆格物之学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终身不能尽识者矣。必先习其器数仪节，然后知礼之原于性。所谓致知也，知其原于性，而后行于诚。”（注：凌廷堪：《复礼中篇》，《贺编》，卷54，礼政1，礼论。）这就是说格致的目的是通过对物性的理解而明白礼，并由此而达到知行合一。另外，从《经世文编》的编纂体例来看，大量关于格致的文章，多被列于“治体”、“礼政”以及“学术”或“原学”门类下，这种分类也体现了儒家格致活动的伦理取向。
事实上，儒家的格致也包含有自然研究。在早期《经世文编》中，这类文章被列于“户政”纲中的“荒政”门下。杨景仁的《备杂粮》中提到明朝周宪王的《救荒本草》及王磐的《野菜谱》，认为“二书皆精于格致”（注：杨景仁：《备杂粮》，《贺编》，卷41，户政16，荒政一。）。书中内容主要是有关植物性状及其应用。故而此处的格致亦指自然研究的活动。赵元益在《备荒说》中，将格物进一步具体化，用于考察土壤的性质，“苟能讲求树艺，则天下实无不可用之土也。要在格物者之善察其性耳。”（注：赵元益：《备荒说》，《葛编》，卷39，户政16，荒政下。）儒家格致不排斥自然研究，但这种活动不是以形成科学理论为最终目的，而是仅关注其实际功用。
在较后的《经世文编》中，有人认为，朱熹为《大学》所作的注解就使得儒家的格致须囊括自然研究的内容，“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依据朱熹的“即物穷理”说，作者指出：“非格物则不知造化自然之理。由此则知敬天，知敬天则自能于诚正修齐之功，循序渐进，以冀不愧于屋漏。”（注：《论格致之学》，《邵编》，卷95，格物部1，格致。）但格物的终极目的仍是达成“诚正、修齐、治平”之功。这也反映在对所格之“物”的分类上。李元度提出：“论者颇疑天下之物无穷。格物者，从何起讫？”他的处理方式是将“物”的范围具体化，“一曰六德：知、仁、圣、义、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司徒之教，即大学之教。”（注：李元度：《格物说》，《饶编》，卷3，学术3，原学。）显然，属于自然范畴的“物”只在其中的“六艺”中占很小一部分。叶耀元则按重要程度，将儒家所格之物进行排序：“古之致力于格物者，有表里，有次序。最要者，仁义礼智四端；次君臣父子；类次与人接物；类次礼乐诗书六艺及古今人物、事变、天地高厚、鬼神幽显；类尤次者，虽一虫一鱼一草一木，亦当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注：叶耀元：《格物穷理说》，《邵编》，卷95，格物部1，格致。）从这个角度来看，属自然范畴的“物”是放在“类次”及“类尤次”的最低层次的。
而且，在学术分类上，儒家格致的自然研究体现出某种功利性。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中，与自然研究相关的门类多被置于子部之下，其中，“农家”以“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医家”以“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天文算法”以“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术数”以“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艺术”以“游艺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注：《子部总》，《贺编》，卷5，学术5，文学5。）。由此可见，虽然自然研究已成为儒家行为的一部分，但自然研究与理学是一种依附关系。假如有关自然研究的知识对儒家格物的终极目标无益，那么这些知识也许就失去了意义。这种情况制约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研究向近代科学的转变。于是，当近代科学以“西学”的形态输入时，这种儒家格致的认知架构便面临着挑战。人们在将西学进行“格致”的归类时，自身的格致概念也便在不断调整。
二、中西格致之别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耶稣会士艾儒略的《西学凡》所写的提要《西学》，以儒学为参照，认为西学是：“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西学》，《贺编》，卷69，礼政16，正俗下。）这一评论反映了人们将包括近代科技的“西学”纳入儒家的格致架构中来理解，其“次序”在“器数之末”。
这种评价也为晚清知识分子所继承，体现在他们专门讨论中西格致之别的文章中。这类文章主要收在《陈编》的“格致”门类下。辟出独立的“格致”门类，说明人们已有将格致视作独立学问的倾向，然而从其讨论来看，这些议论虽已承认西学格致在实际应用上的优势，并倡导学习近代科学知识，但最初对两者之间本质差异的认识没有大的进步。如李鸿章的《格物入门序》，还主要是从训诂而不是学理的角度来看待两者的差别：“如以西学‘界’字之义诘大学‘格’字之意，则界以内皆所当穷至者也，界以外皆所当扞御者也。二家之说，无事纷拏矣。”虽然他没有将西学格致视为“异学”，但在他看来，近代科学也仅是有关“象纬器数”的学问，价值在于“开物成务，利用厚生”。另外，从他强调“西学格物之说，不背于吾儒”（注：李鸿章：《格物入门序》，《陈编》，卷10，学术10，格致上。）的观点可知，近代科学要为人所接纳，就必须首先融入儒家的思想体系。
我国师范教育在晚清时期大致经历了思想萌芽期和学制建立期，在此期间较为瞩目的是郑观应、梁启超的师范教育思想，盛宣怀南洋公学师范院的实践以及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颁布，这些思想和实践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确立和发展。本文对此发展脉络做出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之后，认为教育制度不仅仅是教育行为的外在框架，既具有外源性，也具有内生性，有效的制度变迁安排能促进师范教育的发展。 自近代师范教育建立至今，我国学者对师范教育的研究就十分深入，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这些研究大部分局限于史料的描述或者师范教育某一小部分的具体演变研究，研究方法则从比较简单的鸟瞰式、分期式的用政治史和革命史的方法，逐渐到运用分地区、分时段地用社会史和教育史的方法[1]，从未应用制度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本文利用制度变迁理论对晚清师范教育发展进行分析，以期对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借鉴意义，也为现代师范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