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竹君先生传》

姚鼐

朱竹君先生传

姚鼐

原文：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兴人，字美叔，又字竹君，与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进士，授编修，进至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督安徽学政，以过降级，复为编修。

先生初为诸城刘文正公所知，以为疏俊奇士。及在安徽，会上下诏求遗书，先生奏言翰林院贮有《永乐大典》，内多有古书世未见者，请开局使寻阅，且言搜辑之道甚备。时文正在军机处，顾不喜，谓非政之要而徒为烦，欲议寝之。而金坛于文襄公独善先生奏，与文正固争执，卒用先生说上之，四库全书馆自是启矣。先生入京师，居馆中，纂修《日下旧闻》。   

未几，文正卒，文襄总裁馆事，尤重先生。先生顾不造谒，又时以持馆中事与意迕，文襄大憾。一日见上，语及先生，上遽称许朱筠学问文章殊过人，文襄默不得发，先生以是获安。其后督福建学政，逾年，上使其弟珪代之，归数月，遂卒。

先生为人，内友于兄弟，而外好交游。称述人善，惟恐不至；即有过，辄复掩之。后进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尝无客，与客饮酒谈笑穷日夜，而博学强识不衰，时于其间属文。其文才气奇纵，于义理、事物、情态无不备，所欲言者无不尽。尤喜小学，为学政时，遇诸生贤者，与言论若同辈，劝人为学先识字，语意谆勤，去而人爱思之。所欲著书皆未就，有诗文集合若干卷。

姚鼐曰：余始识竹君先生，因昌平陈伯思。是时皆年二十馀，相聚慷慨论事，摩厉讲学，其志诚伟矣，岂第欲为文士已哉！先生与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极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内，豪逸过伯思，而伯思持论稍中焉。先生暮年，宾客转盛，入其门者，皆与交密，然亦劳矣。余南归数年，闻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殁年才逾五十，惜哉！当其使安徽、福建，每携宾客饮酒赋诗，游山水，幽险皆至。余间至山中崖谷，辄遇先生题名，为想见之矣。

（选自《古文鉴赏辞典》）

译文：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兴人，字美叔，又字竹君，和他的弟弟石君珪，年少时都以会写文章而出名。先生乾隆十九年中进士，授官编修，后升至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督安徽学政，因过降级，又重为编修。

先生起初受到诸城刘文正公赏识，被认为是疏朗俊伟奇特之士。后来到安徽，遇到皇上下诏搜求散佚的书籍，先生上奏说翰林院著有《永乐大典》，里面有很多当世见不着的古书，请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搜寻校阅，并且陈述的搜集方法也十分完备。当时刘文正在军机处，却不高兴，认为不是紧要的政事而徒增烦恼，打算建议让这事停下来，而唯独金坛文襄公认为先生的奏议很好，跟刘文正坚决争执，最终采用先生的意见上奏给了皇上，四库全书馆从此启动了。先生进入京城，住在馆中，纂修《日下旧闻》。不久，文正去世，文襄任四库馆事务总裁，特别看重先生。先生却不去拜访，还不时因主持馆中事跟他的意见抵触，文襄感到十分遗憾。一天见到皇上，谈及先生，皇上便称许朱筠学问文章远超别人，文襄默然不能发话，先生因此而安然无事。其后督理福建学政，过了一年，皇上派他弟弟珪接替他，回来几个月，就去世了。

先生为人，在家与兄弟友善，而在外喜好交游。称赞别人的好处，唯恐没有说到极致；若有过错，就总是掩饰。后进之士多因他的称许而得名。先生房中从早到晚不曾没有客人，整日整夜跟客人饮酒谈笑，博学强记却不衰减，还时常在这期间写文章。他的文章才气新奇豪放，对于义理、事务、情态，无不具备，想要说的话无不穷尽，尤其喜爱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当学政时，遇到贤能的生员，跟他们说话谈论就好像同辈人一样，劝别人为学要先从识字开始，语意诚恳殷勤，离去之后人们都爱戴思念他。他想要写的书都没有写成，有诗文集合若干卷。

姚鼐说：我开始认识竹君先生，是靠了昌平陈伯思的关系。当时都二十几岁，聚在一起慷慨激扬纵论时事，相互磨练探讨学问，志向实在伟大啊，哪里只是要作一个文人学士而已呢！先生与伯思，都是卓越人才而沉溺饮酒。伯思中年因酒致病，不能完全发挥他的才华。先生以文章名扬海内，豪放俊逸超过伯思，而伯思持论稍微中和一些。先生晚年，来访宾客更为繁盛，入了他门的，都跟他密切交往，这样也就很劳累了。我回到南方这几年，听说伯思也衰老病重了，而先生去世时年纪才过五十，令人痛惜啊！他在安徽、福建任上时，常常带领宾客饮酒赋诗，游玩山水，幽深险要处都到过。我间或来到山中崖谷，便遇见先生题名，是可推想而知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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