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素览书，即日出之。

”春泓按，《宋书•明帝纪》说：“(泰始二年九月)庚戌，以太子左卫率建平王景素为南兖州刺史。”又说：“(泰始三年八月)壬寅，以中领军沈攸之行南兖州刺史，率众北讨。”这说明刘景素的南兖州刺史位置被沈攸之替代了。刘景素在泰始二年九月至三年八月期间担任南兖州刺史，姑且把江淹狱中上书定于泰始三年。关于狱中上书，这在西汉有邹阳著名的《狱中上书自明》、后汉有蔡邕的《戍边上章》，都以带罪之身上书申诉，辩白冤屈，以企求获得宽恕。近代如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孔熙先于狱中上书等，都可视作“狱中上书”这一独特文体的一脉相承。当身陷囹圄或流徙边陲之时，恐慌笼罩着士人的内心，自身命悬一线，而满腹的才学本想卖给帝王家，如今非但未能“沽之哉”，而且连性命也搭进去了，用儒家的观念来讲，不仅未能“兼济天下”，而且连“独善其身”亦落空了，人生将面临着全盘的失败，所以士人心内如汤煮，在此时用狱中上书的方式，想捞救命稻草，其痛苦哀怨悔恨甚至绝望浓缩于文中，同时一丝侥幸求生的复杂心理，亦在其书中毕现无遗。想古来有多少囚犯，只要粗通文墨，当刽子手的屠刀就要落下之际，他们都会本能地写出申冤和乞求宽恕的书信，然而大多没有邹阳和江淹那么幸运，大抵都泥牛入海无消息，犹如被宰杀的牛羊鸡鸭临死前的几声哀鸣，转瞬就归于沉寂。而前有周朗所谓“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则云户岫寝，栾危桂荣，秣芝浮霜，翦松沉雪，怜肌蓄髓，宝气爱魂，非但土石侯卿，腐鸩粱锦，实乃伫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则刳心扫智，剖命驱生，横议于云台之下，切辞于宣室之上，衍王德而批民患，进贞白而鸩奸猾，委玉入而齐声礼，揭金出而烹勍寇，使车轨一风，甸道共德，令功日济而己无迹，道日富而君难名，致诸侯敛手，天子改观。其末则餍𥹋而出，望旃而入，结冕两宫之下，鼓袖六王之间，俯眉胁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陈从横于四海，理有泰则止而进，调觉忤则反而还，闲居违官，交造顿罢，捐慕遗忧，夷毁销誉，呼噏以补其气，缮嚼以辅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此与江淹的“君子之行”相近，可见当时士人均以高蹈为最上境界。